关于人类文明的“黄金时期”，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时代”学说堪称经典。他认为，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中国、印度、希腊同时进入思想大爆发阶段，奠定了各自文明的根基。不过对中国来说，更贴合实际的应该是“诸子时代”，思想家不仅留下了典籍中的智慧，更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底色。只是这个“诸子时代”到底该从何时算起、包含哪些内容，仍需要深入探讨。

近日，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齐鲁文化与中华文明研究中心在济南举办了“齐鲁文化与中华文明诸子时代高端学术对话会”，来自全国的30多名专家学者各抒己见，碰撞出不少思想火花。

“诸子时代”和“轴心时代”，到底有何区别？在专家看来，400年的“轴心时代”，容纳不下先秦诸子800年的发展历程。从公元前1000年左右思想萌芽，到公元前200年学说体系基本成型，中华文明始终保持着代代相传、不断创新的鲜明特点，这是“轴心时代”难以涵盖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梁涛直言，“轴心时代”概念存在三重局限：一是忽视中国文明的“前轴心时代”，二是隐含西方文明断裂式发展的特殊性，三是中文“轴心”翻译遮蔽了原文的动态意涵。相较之下，“诸子时代”这个概念更贴合实际，既能容纳早期的经学思想，也能涵盖后来蓬勃发展的诸子学。

更关键的是，两者核心关注大不相同。“轴心时代”偏向逻辑思辨和真理探求，而“诸子时代”的思想家更多关注如何治理社会、如何规范个人行为等实际问题。这种强烈的实践品格，在齐鲁文化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从周公制礼作乐奠定礼乐文明根基，到姜太公“工商立国”“尊贤尚功”的务实理念，齐鲁大地形成了“守正”与“创新”并存的文化基因，为后来诸子思想的勃兴埋下伏笔。

“周礼尽在鲁矣”，人们提起鲁国，默认它是周礼最忠实的守护者。周公当年制定的六官制度、礼乐秩序，被鲁国完整地继承下来。把这份“守正”精神发扬光大的，则是生长在鲁国的孔子。孔子一生践行“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理想，他没有机械地照搬周礼，而是把外在的礼法制度，内化成“仁者爱人”的伦理自觉。这些思想不仅成了儒家学说的核心，更为中华文明注入了和平性与统一性的精神内核。山东大学教授杨朝明指出，中华文明突破期并非始于诸子百家，而是在周初完成制度性建构，“诸子时代”的思想创新，实为对周公精神的继承与转化。换言之，鲁国守住的不仅是周礼的形式，更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根脉。

如果说鲁国是诸子思想的“精神坐标”，那齐国就是思想创新的“实践舞台”。这片土地上开放包容的文化特质，直接催生了“诸子时代”最具活力的思想融合。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吕文明认为，齐国的缔造者姜太公可视为“诸子时代”的“百家宗师”，其思想不仅影响了管仲、吕不韦的治国方略，更渗透韩非、墨子的思想以及孙子、尉缭的兵学理论，是齐鲁文化滋养诸子思想的生动例证。“这些考古发现与学术研究相互印证，清晰地勾勒出齐鲁文化作为诸子思想‘源头活水’的历史脉络。”

春秋时期，管仲在齐国推行的改革，促进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尊王攘夷”则守住了天下共主的礼仪底线，维护了中原文明的安全环境。到了战国时期，齐国更是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设立稷下学宫。在这里，儒家的礼治思想、道家的自然观念、法家的法治主张、阴阳家的宇宙学说，彼此碰撞、相互吸收，成就了百家争鸣的传奇。

稷下学宫的学术实践，让思想碰撞出火花，更孕育出一系列兼具多元特质的思想成果，成为“诸子时代”从“百家分化”走向“百家融合”的重要转折点。放到今天的全球文明对话中，齐鲁文化孕育的诸子思想，依然展现出独特价值。齐鲁文化滋养的诸子思想，秉持“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和而不同”的文明观。而齐鲁文化本身“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理想与务实”的协同推进，更给当代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思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林存阳认为，齐鲁文化是“诸子时代”的核心引擎与思想熔炉，其内在张力推动中华文明品格的塑造。这种“和而不同”“兼容并包”的思想，无疑能为解决文明冲突提供重要启示。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曹峰说，“诸子时代”可作为重构“中国古典学”的时代视角，将诸子思想的生成、传承与影响纳入更广阔的时代，使古典学获得新的生命力。

毕竟，那些在齐鲁大地上孕育生长的思想精华，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更是我们前行路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张九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