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生生不息，是因为中华文化中藏着一系列独特的思想要素和精神密码。这里从中华文化的经典体系中，找到一些足以代表中华文化基因的核心思想。

其一，生生。

中华经典没有关于上帝创世、上帝造人的信仰，中国思想家从大自然的化生过程中领悟到万物、人类均是自然生成的结果，即所谓“生生”。《诗经·烝民》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礼记·哀公问》记载孔子之语：“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中国先贤将宇宙看作是一个“生生”的动态性自然过程，“生生之道”成为中国人思考天地世界的起点、过程和结果，中外哲学家均认同中国之道是“Becoming”（生成），而不是“Being”（存在）。

“生生”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理念的原点有两重意义：其一，天地万物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永恒过程，即《易传》提出的“生生之谓易”，由“生生之易”宇宙理念而产生了“天地之大德曰生”的价值理念。其次，“生生”是指人的生命、生存、生活，产生了中国政治文化独有的“生民”观念，《尚书》有所谓“道洽政治，泽润生民。”“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中国先贤将正德、利用的价值追求，落实在人民大众的“厚生”物质生活。正万物之德、尽万物之用，最终是为了厚民之生。从宇宙的生生之道到人生的生生之德，中国人始终将珍惜生命、自强不息的价值信仰，依托于万物的生生之德、宇宙生生之道。

其二，自然。

“生生”的主体是谁？既然中国思想的主流不是上帝造世与造人，所谓“天生之”就可以理解为“自然”生成。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就是“自然”，即天地万物均是自己而然。无论是宇宙之生生，还是人类之生生，并没有一个外在目的使之然，而是一个天地、万物、人类的自我生成的无限过程。虽然人生出来后会产生“人为”的目的性，但是“人为”必须尊重“自然”，“自然”高于“人为”。“自然”是宇宙的法则，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同时也是人类的最高境界。

其三，礼义。

人的生生必然体现为与“生”相关的“情”“欲”，故而《尚书》云：“惟天生民有欲。”但是，中国思想家既充分肯定生生之“自然”的情、欲，又担心“人为”的情、欲对社群、家国造成危害。所以，中国先人创造出礼义制度，将人的“情”“欲”纳入到一套礼义规范体系之中：“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所以，中国先民从原始时代开始，就形成了一套维护家国秩序的“礼”。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文明礼义之邦的奠基时期，特别是周公的制礼作乐，将国家制度、社会生活、文明形态的礼乐制度统一起来。不否定人生必有的“情”“欲”，但是将其限制在合理性（家国秩序）的“礼义”之中，使中国成为了发达的礼义之邦。

其四，仁爱。

礼义文化以维护家国秩序为目的，故而强调社会身份的差别，为了超越礼义的差别性、强制性，中国文化又产生了仁义的思想理念，希望提升人类普遍具有的内在道德情感、相互感通的良知良能，建立一个人人相爱的和谐共同体。仁爱是从礼乐文化中衍生出来、服务于礼乐的价值序列，但是仁义形成之后，就成为又一种新的思想理念。

其五，中道。

合宜、恰当的规范就是所谓“中道”。“中”与“道”其实是可以相互诠释的，即所谓“中行犹在道”，“允执厥中”的“中”，也就是“道不可须臾离”的“道”，它们均是指各种类型行动的适度、恰当、正确。与此相关，任何合乎“中”、“道”的政治行动、军事决策、日常行为，均是指实践者的行动的过程正确与目的实现。“中庸之道”既可以体现为人之为人的人之道，即成为一种人类社会的礼仪制度；也可以体现为天之道，是一种宇宙秩序的和谐状态，即《中庸》所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是人之道，源于人的情感欲求、内在心灵，是人“不可须臾离”的；“中”作为天之道，是一种超越性的形上存在和宇宙法则。

其六，民本。

从思想原初意义上讲，民本作为一种思想理念，其实是以“生生”与“生民”的思想理念为基础的。天地生人，“立君”的根本目的仍然是“生民”。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将“立君”纳入到“天之生民”的终极目标之中，恰恰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是立足于中华文明的思想原点的。

所以，代表人类最高政治理想的“得天下”，恰恰是以生民的“民心”为基础的。就思想理念的直接关联度而言，民本是仁义在政治领域的具体运用，所谓仁政其实是要确立以民为本的政治目标与“民为邦本”的政治原则，强调人民利益是国家和政治基础，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他们推崇“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理念，希望以此作为国家治理目标。仁政的本质是爱民，认为统治者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与意志为出发点，才能保证国家政权的稳定和延续。孟子认为，坚持“爱民养民”的政治目标，强调要获得民心就要施行仁政，“民本”思想是仁爱精神在政治领域的体现。

其七，家国。

中国传统价值本原不是原子式的个人，任何个体均是处于家族、国家关系之中，个体生命的价值、意义往往依托于家国的价值与意义。正如《周易·序卦》所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

天地化生万物，男女结合的家是社会的基础，国则是家的延伸，代表家的夫妇、父子一定先于代表国的君臣、上下。但是，中国思想传统坚持家国是同构的原理，家国同构既是指家与国的组织是同构的；同时还指家、国治理结构相通。所以，中国传统的“家国”，不仅仅是指外在的政治社会结构，同样还是指内在的文化心理结构，后者就包括所谓亲情、故乡情、爱国情等在内的所谓家国情怀。

其八，天下。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天下”不仅仅是全部天地的空间概念与人类世界，更是一种合理性世界秩序与理想化价值体系的建构。所以，在中国传统的思想世界中，现实的天下是由诗书礼乐之邦的诸夏与文明程度不高的蛮夷戎狄组成的，中国即诸夏，在方位上是中心；蛮夷戎狄在方位上是四裔。

由于“天”代表一种普遍性、公正性、权威性的法则与律令，天下一切生民必须共享这一普遍性、公正性的法则与律令。儒家经典追溯的理想化“天下”在“三代”时期，“三代”代表了这一理想的世界秩序与伦理精神。天下理念并不在意人世间的种族差异，而凸显理想世界秩序、天下有道的重要性，故而特别强调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普遍、永恒意义，强调天下的利益、价值高于种族、国家的利益、价值。

其九，王道。

王道相对于霸道而言，霸道的标志是富强，而王道的标志是民心；霸道实现目标的过程是武力征服，王道实现目标的过程是天下归心。可见，王道不仅仅是家国范围内施行礼乐、仁义的治理方法，更加重要的是重建天下的文明秩序，并且主张在重建天下文明秩序过程中，民心所向、心悦诚服恰恰是王道实现的根本标志。故而王道必须超越家国治理而代表天下文明秩序，王道关注的范围是超越家国范围的天下之道，最终实现“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的生生之德。

其十，大同。

当王道指向最终目标时应该是“大道之行”的天下大同，《礼记·礼运》肯定历史上存在一个“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时代。中国思想家普遍向往那一个“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大同之世”。中国人既向往最高理想，同时又承认自己所处的时代是“小康”时期，“小康”之世是从现实出发的不得已的主张。所以，在“小康”阶段可以遵循亲亲为大的道德实践原则，但是还有一个“天下为公”的“大同”时代，体现出博爱价值。

统合上述思想理念，归结为以“道”为本的天人合一思想。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而“道”本质上就是天人合一的体现。“道”既是日月星辰、春夏秋冬必须遵循的自然法则，故而称之为“天道”；又是人在生活实践中逐渐建立起来的家国体系、天下秩序的人文准则，故而称之为“人道”。中国有诸多思想流派，他们关于天人合一思想是完全相通的，他们最终均希望通过人文实践而上达于天，实现参赞天地、化育万物的天人合一之道。

可以说，中华文化蕴藏着这些独特的思想要素和文化基因，既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上得以生存、延续、发展的内在原因，也是中华民族能够迎接现代化挑战，能够在近百年的近代化洗礼之后，获得凤凰涅槃式新生的根本原因。

（朱汉民 作者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