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8日，由清华大学哲学系、国学研究院主办的“《书经》哲学及其诠释”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蒙民伟人文楼成功召开。除本校代表外，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科研单位的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丁四新教授召集，主要讨论了《书经》哲学及其诠释，以及《洪范大义与忠恕之道》一书。哲学系副系主任圣凯教授出席会议，致欢迎辞。
7月8日上午，共进行了两场研讨会，共发表论文5篇。
第一场研讨会由山东大学翟奎凤教授主持，发表论文3篇。北京大学哲学系张广保教授报告了《论经学与中国哲学》一文，从多维度剖析了经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他指出，中国哲学的问题意识应奠基于中华独特的礼乐文明传统，经学研究是对礼乐文明这一精神传统的契入，因而中国哲学的创建应该奠基于经学之上。
张教授进而指出，象征思维是贯通六经的基本思维方式，不仅《周易》的卦象爻象具有象征性，三礼的礼器名数、《春秋》的名分、《诗经》的比兴、《尚书》的政事等都具有象征性。只有从象征思维才能解读出具有原创性的经学哲学。经典之所以作为经典，在于通过历史积淀，提炼、筑造了一组根隐喻，从而为文明提供了思想根基。
张教授还认为二十世纪初期模仿西方哲学范式创建起来的中国哲学偏离了经学的精神传统，未能成功地从经部文献中挖掘出独具思想特色的中国哲学观念。而且，张教授指出，近代真正废除经学不是肇始于学界通常认为的清末改制，而是肇始于民国政府蔡元培主持学政时期。
张教授认为经学复兴是当今时代的天命，并指出丁四新教授的《洪范大义与忠恕之道》正是回应时代天命、接续文化慧命的典范之作。张教授的发言引发了与会学者的共鸣，学者们对经学复兴的相关问题进入了深入的讨论。
东北师范大学荆雨教授报告了《孔子“刑德”观念的多维视域及其德性归趋》一文，对孔子刑德观念的哲学意义进行了阐发。他认为，理解《鲁邦大旱》中的孔子刑德思想可以在两个视域下进行：一是在春秋时期对待灾异问题的政治理性主义背景；二是黄老道家以阴阳、四时论刑德的思想背景。
此二种思想都将刑德视为政治治理之手段，惟有孔子及先秦儒家方高扬“敬德”“明德”的精神，将“德”作为政之本，提出“为政以德”之“道德的政治”主张。荆雨教授在先秦思想史的大背景下激活了《鲁邦大旱》中所见孔子刑德思想，视野宏大、分析细致。与会学者就《鲁邦大旱》的真实性问题进行了讨论。清华大学丁四新教授报告了《早期修身哲学的新面向——以“敬慎威仪”和“克己复礼为仁”为中心》一文，清晰地勾勒出了西周至春秋时期修身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他指出，《尚书》“敬用五事”是中国古代及儒家修身哲学的源头，《诗经》“敬慎威仪”和《论语》“克己复礼为仁”则是其新发展和新面向。“敬用五事”是王与天相感应的基础。“敬慎威仪”是从周人重文重德的传统推演出来的一个命题，受到了《洪范》“敬用五事”说的影响。
春秋中后期，刘康公和北宫文子发展了威仪说，认为威仪是道德人格的具象化，同时是对于性命的贞定。孔子对“克己复礼为仁”作了思想上的提高和升华，特别强调了“仁”的实践性；而这一命题受到了“敬用五事”说和“敬慎威仪”说的双重影响。丁教授对早期修身哲学的研究非常具有原创性，强调了《洪范》五事畴是儒家修身哲学之源，发前人之未发，是儒学修身论研究的前沿成果。
第二场研讨会由东北师范大学荆雨教授主持，发表论文2篇。
上海交通大学余治平教授在线上报告了《<酒诰>“王若曰”考辨——周公摄政与作诰的文献依据与可能性分析》一文，对饱受争议的《酒诰》“王若曰”的涵义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周公是否制《酒诰》依赖于对“生称成王”问题的考证。成王并无死谥，很可能即位的时候就已被命名为“成王”。周公摄政之目的在于维护新生周室政权的稳定，但是中古以后历代儒生从维护正统、戒备乱臣贼子篡逆的政治需要出发而回避或否定周公称王之故事。与会学者就“王若曰”问题与余教授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中山大学黎汉基教授报告了《<费誓>的内容性质及其语境再探》一文，通过对夏玉婷（Maria Khayutina）相关论文的反思，指出她在《费誓》英译和语境判断上存在认识误区。黎教授通过抽丝剥茧式的分析，指出夏玉婷的错误是因为受到皮锡瑞似是而非的观点的影响，根据《大传》和《小序》的一些判断，有必要放弃皮锡瑞对《费誓》的内容性质和历史语境的判定。7月8日下午，共进行了三场研讨会，共发表论文8篇。
第三场研讨会由北京师范大学许家星教授主持，发表论文2篇。中国社会科学院任蜜林研究员报告了《刘歆<洪范>五行说新论》一文，讨论了刘向、刘歆《洪范》五行说的异同。他指出，与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相比，刘歆的《洪范》五行说有两方面的不同：一是在《洪范》学上所表现出的《春秋》左氏学立场，一是对夏侯始昌以来的《洪范五行传》思想所作的改变。这种改变主要包含对《洪范五行传》“各传”的命名、灾异内容的调整和修改以及在解释灾异的时候更加注重运用分野说等。除此之外，与刘向不同，刘歆对《洪范》还有一套总体上的认识，即认为《洪范》是一部反映“天人之道”的著作。
山东大学翟奎凤教授报告了《以<易>解<范>，汉宋交融——黄道周<洪范明义>思想研究》一文，全面介绍了明末大儒黄道周的《洪范》学。他指出，黄道周的《洪范明义》是汉宋两种学术精神融合的产物。黄道周结合河图、洛书和《周易》思想对《洪范》展开了很多大胆和富有创新性的发挥；同时对五行畴和皇极畴等展开了基于性理哲学背景的阐发。与会学者就黄道周《洪范》诠释的思想来源及其诠释学意义展开了讨论。
第四场研讨会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张广保教授主持，发表论文3篇。北京师范大学许家星教授报告了《胡瑗的<洪范>教化思想 》一文，从教化哲学的角度考察了胡瑗的《洪范》学。他指出，在胡瑗的《洪范口义》中，“教化”一词出现了十四次，教化是胡瑗《洪范》诠释的落脚点。进而许教授详细剖析了胡瑗对《洪范》九畴的具体诠释及其思想特征。许教授的研究推进了《洪范口义》的研究。与会学者就胡瑗对八政畴的诠释与许教授进行了讨论和商榷。北京大学哲学系杜艳博士报告了《“中乂”：一种理想的王道政治》一文，以“中乂”为关键词分析了《尚书》的王道政治。杜博士指出，“中乂”有两义：一是居“土中”而治四方，二是以“中道”治理天下。居土中而治，不仅是指在地理上有效地实现对四方均等的治理，而且能上承天意、继天为治。以中道治理天下，要求统治者以公正平等方式施行治理，这是王道政治的本质精神。华中科技大学白发红讲师报告了《“政事”与“言”：论<尚书>的双重性质》一文，认为指“政事”是对《尚书》内容的把握，“言”是对《尚书》形式的揭示。“政事”基于二帝三王政治的典范性，以及蕴含于政事的圣人之道于保证了《尚书》的价值。“言”在“史”的层面，因“记言”的古老性确保《尚书》作为“史”之源的崇高地位；在经的维度，因其对圣人法度之言的如实记载确立了《尚书》经的典常性。
第五场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任蜜林研究员主持，发表关于丁四新教授《洪范大义与忠恕之道》书评3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夏世华副教授报告了《<洪范>研究的新突破——<洪范大义与忠恕之道>简评》一文。他指出刘节于 1928年发表的《洪范疏证》一文，大胆怀疑传统看法，将《洪范》成书下推至战国晚期，这极大影响了《洪范》学、《尚书》学和中国古典政治思想的传承与新诠。丁四新教授的《洪范大义与忠恕之道》重续汉儒和宋儒的尚书学传统，以新的材料、新的视野和新的方法来论证《洪范》为周初作品，进而开掘《洪范》本身的治道哲学内涵，在《洪范》著作年代考证、大义阐发和经学方法上都取得了重要突破，是《洪范》研究遭遇疑古之厄后，重回“中国立场”的一部里程碑式的代表作。
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季磊报告了《经学研究的新样态——评丁四新<洪范大义与忠恕之道>一文》，指出《洪范大义与忠恕之道》一书提供了大量新证据，重新考订《洪范》为周初著作，并综合运用了多种方法，系统论述了《洪范》九畴的思想及其文本问题。对于何为尚书经学以及如何进行经学研究，该书基于经学家、哲学家的立场提出了极富价值的思考与解释，从而将尚书洪范学提升到新的高度，呈现出经学研究的新样态。他还特别指出，丁教授的《洪范》诠释具有系统性和逻辑性，这也是其超越前人研究之处。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蔡定超报告了《经学与主体性的建构——丁四新<洪范大义与忠恕之道>读后》一文，认为该书所树立的“经学新样态”注重通过对经学研究的哲学意识的强调，接续“文献”与“义理”相统一的经学之“命脉”，可谓是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经”之所以为经的真义。他还指出，该书的第二部分关于“忠”的观念史研究探明了“忠”的起源，认为“忠”乃源于“宗统”与“君统”分离之后的新社会存在及由之产生的新型社会关系，堪称至论。本次会议讨论热烈，内容涉及《尚书》经学以及《尚书》学史，深化了学界对《尚书》哲学大义的认识。在闭幕式上，丁四新教授回顾了《洪范大义与忠恕之道》的撰写历程及问题意识。北京大学哲学系张广保教授发表了与会感想，认为《尚书》经学传统在近代遭到断裂，《洪范大义与忠恕之道》作为当代《尚书》经学研究的典范之作，对于经学复兴意义重大。学者们对丁教授大著《洪范大义与忠恕之道》的出版表示了祝贺，会议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