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2年1月15日，一声男婴的啼哭打破冬日巴黎街头的沉寂，法国地毯商让·波克兰喜得长子，他给儿子取了一个与自己非常相近的名字——让·巴蒂斯特·波克兰，希冀儿子在未来能够继承父业，成为一个出色的商人。几年后，为了让小让·巴蒂斯特能接受良好的教育，父亲将他送入了当时的教会学校读书，让·巴蒂斯特在那里接触到改变他一生的艺术：戏剧。大学毕业后，他毅然将殷实的家族产业继承权让给弟弟，与十几个志同道合的青年人在巴黎成立了“卓越剧团”，并给自己取了一个艺名：莫里哀。

400年后的今天，莫里哀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和戏剧史上的一座丰碑。他的作品映射着浓厚的时代气息却又能超越时代和地域，在世界各地常演不衰。

一位全能戏剧创作人

在中国，莫里哀大多以喜剧作家的身份为人熟知，但这只是他众多戏剧身份中的一个：他是戏剧演员、剧作家、导演，亦是戏剧制作人、剧团经理人和戏剧革新者。莫里哀21岁时以演员和剧团发起人的身份起家，但出师不利，剧团成立两年后便以破产告终。于是他离开首都，开启了长达13年的巡回演出生涯。在这一时期，他主要以演员、导演和剧团团长的身份展开戏剧活动。

在外省巡回演出13年的经历，让他在城镇村野中接触到各个阶层的人，观察到世间百态，并从民间艺术如法国17世纪滑稽剧和意大利即兴喜剧中汲取精华。莫里哀和他剧团的演员们演过高乃依和拉辛的悲剧，也演过斯卡隆和布斯卡的闹剧，甚至还委约过剧作家撰写剧本。因而，莫里哀最初投身写作的原因很简单：他的剧团需要生存，他的演员们需要角色，他需要向观众呈现新的作品，而不是一遍遍复演过去的剧目。他的剧本写作生涯是以简写长剧并将它们编排在一起汇集成一个系列剧的形式开始的，慢慢地，他开始在剧本中加入一些滑稽剧元素，并大胆运用文本拼贴的手法。那时的莫里哀还称不上剧作家，最多是一个会写点儿小戏的演员。

1658年，36岁的莫里哀在贵族的帮助下重返巴黎，他的写作天赋也开始显露出来，并得到国王路易十四的青睐。在接下去的15年间，莫里哀写了30多个喜剧剧本，排演了95部戏剧作品。他为自己戏剧创作的合法性寻求王权的支持，而路易十四也乐于利用他的讽刺达到对于资产阶级与宗教之间的制衡。因此，在莫里哀的作品中，一部分是为宫廷而作，但更多的是为民众所写。莫里哀喜剧创作的顶峰是他生命即将结束的最后4年时间，在这一时期，他与皇室和宗教的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无病呻吟》是莫里哀的最后一部作品，那时的他正值人生低谷期：亲密无间的戏剧同路人和爱子先后离世；与10年的合作伙伴、作曲家吕利决裂；和皇室的关系变得不再像以前一样紧密；常年积劳成疾也让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于莫里哀而言，创作是他最好的表达方式。于是他将他的痛苦、他的反思、他的戏剧才华、他的喜剧精神以及他对病痛的体味都写进了这部作品中。

1673年2月17日，《无病呻吟》第四场演出，疾病缠身的莫里哀亲自担当主演。演出过程中，他感到胸腔剧烈疼痛，却仍以惊人的毅力和精湛的演技一直坚持到尾声。莫里哀因疼痛紧锁的眉头和咳嗽，被观众视为对“心病者”阿尔冈的绝妙演绎，博得了阵阵热烈的赞扬和欢呼。当台下观众们为他逼真的表演鼓掌喝彩时，莫里哀却在最后一幕时咯血被抬下舞台，当晚在家中与世长辞。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莫里哀借《无病呻吟》这部喜剧，把自己对死亡的感受淋漓尽致地呈现在了他挚爱的舞台之上。

一生致力拓宽喜剧边界

在崇尚悲剧的古典主义时期，莫里哀打破陈规旧俗，他以源源不竭的创造力向世人展现了喜剧自由多变的风格和在剧作上的无限可能性：蕴含着悲怆感的《恨世者》、弥漫着阴郁气质的《乔治·唐丹》、带有滑稽剧色彩的《屈打成医》、一波三折的情节喜剧《司卡班的诡计》、针砭时弊的讽刺喜剧《可笑的女才子》、刻画典型形象的性格喜剧《悭吝人》、天马行空的神话喜剧《浦色西》，以及打破歌舞戏边界的芭蕾喜剧《贵人迷》《无病呻吟》等。

“喜剧越是高级，也就越是接近生活。”在宫廷文化、古典主义盛行的17世纪，莫里哀逆流而上。在外省巡回演出的经历，令他对生活体察深刻，他将这一切都写进剧本，剧中每个人物都有着与其社会身份和人物性格相呼应的语言风格。除了大量运用俗语、口语，莫里哀还加入了17世纪法国外省民间闹剧中滑稽且令人捧腹的元素，并汲取了意大利即兴喜剧的角色风格，这让他的剧本语言丰富生动，极易引起观众共鸣。

莫里哀的职业演员经历，也让他的剧作与同时代的其他剧作家明显不同。莫里哀了解表演、了解舞台，他的每一个剧本都是为舞台而作，他写的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对话都在排练中被检验、被斟酌、被推敲，而后才会形成文字，成为最终的剧本。这种被当代戏剧人视为带有实验性的、被称为“舞台写作”的新剧本创作方式，莫里哀在300多年前就已经身体力行地实践。正因为舞台而写、为演员而作，他的剧本给予演员们极大的发挥空间，演起来酣畅淋漓，这也是他的作品能够久演不衰的原因之一。

俄罗斯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说：“在真正有才能的作家的笔下，每个人物都是典型，对于读者，每个典型都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莫里哀在剧本中塑造的典型形象并不是单指某个人物，而是这个人物所折射出的群体精神状态。他的剧作情境跌宕起伏，戏剧冲突盘根错节，结构严密完整。家长专制、强迫婚姻、金钱利益、遗产继承、病痛与死亡……这些人类永远走不出的人生主题在每部作品中都会涉猎。他塑造的每个人物都栩栩如生，具有典型性，令你又怒又怜，又悲又喜，百态众生，尽在笔下。

莫里哀作品最动人之处，是让喜剧跨到了悲剧的边界上。读莫里哀的喜剧作品，你会感受到一种氤氲着的“喜剧的忧伤”，他作品中的喜剧性植根于有违人伦道德的社会积习和在顽疾社会中畸形变态的人性缺陷。莫里哀将喜剧性升华到艺术的高度，由单纯嘲笑人的外部缺陷、动作的不合时宜上升到对人支离破碎的精神世界的关注、对人性缺陷的深刻观察，并追本溯源，在笑声中揭露异化人心的幕后黑手——病态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如《恨世者》，如《悭吝人》，如《无病呻吟》。

莫里哀发展延伸了喜剧的本质及内在规律，将浮于表面的笑料带入广阔而纵深的世界。他在观察到事物可笑性的同时，往往也能够清醒敏锐地捕捉和透视到令人忍俊不禁的现象背后所掩盖、隐藏着的严肃的理性内涵与悲剧意蕴。莫里哀正是由于体察到人类的生存困境，看透了无法超越的现实，从而选择了以“笑”来表达对现世的失望与对未来的希望，他的“笑里藏悲”恰似叔本华在《作为意象和表象的世界》中所说的：“命运就好像在我们的痛苦之外还要加以嘲笑似的，我们的生命已肯定含有悲剧的一切创痛，可是我们同时又不能以悲剧人物的尊严自许，而不得不在生活的广泛细节中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些愚蠢的喜剧角色。”（王婧）